據新加坡總理公署23日公告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因病于當天凌晨3時18分去世，享年91歲。

 

在許多人眼里，新加坡是一個蕞爾小國：面積700多平方公里；根據官方統計，2014年人口547萬，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才387萬人。不過，在國際經濟與政治舞臺上，新加坡獲得了遠遠超過其規模的影響力。在很大程度上，這要歸功于李光耀。

 

稱李光耀為“現代新加坡的締造者”是恰如其分的。自1959年以來，人民行動黨一直是執政黨。截至卸任的1990年，李光耀一口氣做了31年內閣總理。1960年，新加坡人均名義GDP為428美元，是不折不扣的窮國。1991年人均GDP為14504美元，31年翻了近34倍，年均增長率為12%。

 

 

李光耀卸任后，新加坡繼續從繁榮走向更加繁榮。該國人均GDP突破2萬、3萬、4萬與5萬美元的年度依次為：1994年（21578美元），2006年（33580美元）、2010年（46570美元）與2011年（52865美元）。2013年為55183美元。

 

新加坡為何如此成功？或有人歸結為其優越的地理位置。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，扼國際貿易的要沖。不過，這些稟賦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國也有，但這兩國的發展就落后新加坡幾條街。或有人歸結為其歷史上是英國的殖民地，浸潤了母國的法治傳統。不過，這個因素馬來西亞也具備。可見，這些因素并非充分條件，李光耀本人的作為是毋庸置疑的。

 

 

 

 

李光耀受到各國政治家的推崇，原因恐怕在于他對新加坡的治理——這個小島國在很短時間內被帶入一個富裕文明的現代國家，以及他對世界局勢的洞察。李光耀從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總理起，一直到1990年，時間長達31年。此后又做內閣資政10多年，將新加坡從一個人均GDP200美元的國家，發展到富裕程度超過美國。

 

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創始院長Graham Allison在《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》一書中探討了新加坡成功建設國家所具備的要素，他認為李光耀的成功在于他是個不尋常的結合體，將儒家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與英國紳士作風所強調的道德品質中和，以及重視法治。李光耀自己則說，新加坡建國有成有兩大支柱，一是統一語言并與國際接軌，即將英語作為通用語言，使新加坡順利與世界接軌；二是開放的社會，實行對外開放，讓外資把技術、管理與市場帶進來，同時鼓勵移民，以彌補國內人才與人力之不足。

 

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貍型兩類，那么，李光耀無疑屬于后者。狐貍在民間形象中，有機智、聰明、狡詐的一面，注重實際，應變能力強，Graham Allison就說李光耀非常實際，對外界的適應能力非常強。他知道世界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如果不能及時調整適應，必然會被淘汰。故狐貍一說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執政理念，即如何讓新加坡適應變化著的世界。

 

 

 

新加坡1959年取得自治領地位，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，1965年又被迫獨立。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關切。與那些持民族主義心態的新興國家領導人不同，李光耀希望英軍在新加坡能夠更久一些，以便給新加坡打造國防能力提供足夠的時間窗口。但非殖民化是英國工黨政府的既定方針，李光耀得面對英軍撤離之后怎么辦的問題。

 

李光耀清楚：“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，只有一個：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，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。新加坡的條件再好，如果沒有辦法超越鄰國，外國商家還是沒有理由以這里為基地的。換句話說，盡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，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營業，有利可圖。”

 

身為總理的李光耀跑在第一線。1967年10月，他首次訪美，在芝加哥一個午餐會上，向商人與企業家講述新加坡如何從1819年1120人的漁村，發展成為擁有200萬人口的大都市，“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學：我們所提供的貨物和服務要‘比任何人都便宜，質量也更好，否則便死路一條’”。聽眾對這種“不靠討飯缽”的精神反應良好。

 

局面打開之后，惠普與通用電氣等美國大公司來新加坡投資設廠。1997年，新加坡有將近200家美國制造公司，投資賬面價值逾190億新元，在所有外來投資國中高居榜首。

 

毋庸否認，新加坡1960、70年代的對外開放，是政府主導型的，但由于契合了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的大勢，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。進入1980年代，新加坡更進一步向自由市場政策收斂。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搞的“2014年經濟自由度指數”中，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。

 

 

 

在許多人看來，福利與社保是一回事。不過，新加坡建立了地球上少有的非福利型社保：中央公積金制度。

 

這個制度啟動于殖民地時代的1955年，最初僅僅限于為雇員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保強制儲蓄計劃。將這個制度發揚光大的是李光耀。這個制度最終演變為包括養老、醫療與住房等個人一生大宗消費在內的自我保障與家庭保障計劃。

 

目前，中央公積金有四個賬戶：普通賬戶、專門賬戶、保健儲蓄賬戶及退休賬戶。普通賬戶可用于購置住房、教育、保險與投資等。專門賬戶用于積累退休金。退休賬戶引入于1987年，資金來源于專門賬戶，在個人55周歲時建立，62歲時開始支付養老金。保健儲蓄賬戶引入于1984年，為個人及其直系親屬支付醫療服務與購買醫療保險等。

 

中央公積金制度是強制儲蓄與投資，本質上是強制每個人為自己（及直系親屬）自負其責，賬戶上的錢是可以繼承的。由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賬戶，任何在家庭成員之間的代際財富轉移，如給父母支付醫療費用，給子女支付教育費用及讓子女繼承賬戶上的財產等，必然基于賬戶所有人的自主決策。每個人同父母與子女都有愛，祖父母同孫子女之間也有愛，這種愛是有利于基因綿延與財富傳承的。

 

 

因此，在個人賬戶之下，家庭內部之間的代際財富轉移是有利于下一代的。推及全社會，社會代際財富轉移也是有利于下一代的。這是個人基因綿延與人類社會存續的基本條件。與退休者、老年人與上一代剝削工作者、年輕人與下一代的現收現支社保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。這個特征決定了新加坡社保制度的可持續性，也是繁榮的基石之一。

 

此外，新加坡對稅收也是考慮效率、考慮長遠。李光耀說：“起初我們沿用英國人的社會主義哲學，向富有者征收重稅而制定懲罰性的遺產稅率，不過，富有者有很好的稅務律師和會計師協助減輕自己的納稅負擔。1984年，新加坡的遺產稅從最高的6%銳減到5%至1%，視遺產價值多少而定。當富有者發現他們再也不值得逃繳遺產稅之后，我們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稅金。”2008年，新加坡更是取消了遺產稅。

 

新加坡建立個人自負其責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及對遺產稅的理性態度，值得贊揚。李光耀說：“很少人把自己的資產消耗掉。他們都保住甚至擴充他們的資產，只花費來自資產的收入。他們未雨綢繆，要保住資產，將來留給子孫。”這正是資本積累與社會存續的基本動力。